管理丛林的出路何在？－－转
一、为什么众多企业“坐堂”的是经济学家，而非管理学家？
当今社会有一个有趣的现象，国内外众多企业和政府部门养着堪称为精英的首席经济学家，而很少听说过首席管理学家。“坐堂看病的不是医生，竟然是秀才”！企业管理为什么离不开经济学？管理学与经济学之间到底有何联系？
管理学不是经济学，诚然如此。只要看看美国权威的初级版《经济学》教科书（萨缪尔森）和《管理学》教科书（哈罗德.孔茨、海因茨.韦里克），两者的天然鸿沟不待自言。
比如，二者有很多鲜明的区别：经济学往往是一种“庖丁解牛”或“只管树木、树叶，不管森林”的研究思路，管理学是一种“通盘谋划”或“事无巨细的诸葛亮式”的研究思路；经济学是“经济人”的思维，管理学是“社会人”的思维；经济学的明的或暗的假设条件非常多，思考和研究一个具体问题是要把很多影响因素通通“静止化”，仅仅考虑一个或几个条件的变化对所研究的主题的影响后果，这就是”模型化“的过程，对宏观问题如此，对微观问题更甚；管理学的经典教材都说，管理基本原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，无论政府、企业、学校、教堂、军队和监狱都行，它考虑一个具体的管理问题时，是把所有相关因素（只要当事人智力所及处）都想到的，假设条件一般很少，然后常常把这些因素按照其重要性赋予权重，研究各个因素及其整体组合对主题的影响后果，再在此基础上按照轻重缓急寻求解决之道。波特的竞争战略在美国管理学界是经典，其对于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因素几乎全部都涉及到了，但是对于经济学界就是大杂货，就是“中药铺”；弗里德曼的货币数量说和价格理论是经济学的经典，但对于管理学界和企业家如何进行产品具体定价、进行具体项目的投资决策就几乎不着边际了。
不过，管理学与经济学之间的联系却是天然密切的：从学术发展的角度来看，经济学的“上台阶”就必需放松假设条件，就必需将原来管理学研究的问题精确化、模型化（这不是管理学意义上的线性规划）；管理学要从经验化、模糊化上升为拥有自身的整体理论系统的科学，就必需借助经济学的工具构造数学化的理论模型，为具体问题的解决提供令人信服的理论指导，而不能再一味地扮演“万金油”的角色了。因此，道路是曲折的，前途是光明的！未来二者结合的道路是风光无限的！
二、管理理论“身陷丛林”源于实践不同，经历各异！
1961年，学者孔茨在《管理理论丛林》中，提出了管理过程学派、经验学派、人类行为学派、社会系统学派、决策理论学派和数量学派等六大学派。1980年，他发表了《再论管理理论的丛林》，又补充了五种学派。2005年，韦里克在《管理学：全球视角》第11版中，将管理学派分为13大类。可见，时至今日，管理理论不仅没有走出丛林状态，甚至有愈加严重的趋势，企业流程再造、学习型组织、全面质量管理、核心竞争能力和虚拟组织管理等理论仍在不断推陈出新，管理理论丛林仍将四处蔓延……
为什么经济学的发展始终有一个“主流”，众多溪流都汇入“长江”，而管理学却“身陷丛林”，以致于无数管理者手足无措？管理理论的丛林流派纷呈，难免出现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的现象。一些管理者迷失了方向，今天甲理论时髦就推崇甲理论，明天乙理论被热炒就改用乙理论，成为管理理论的“追星族”。长此以往，企业管理将无所适从，业务经营将“杂草丛生”。为此，管理者需要睁开慧眼，适当“扬弃”，因为普天之下，从来都没有绝对真理；因为各种管理理论众说纷纭甚至“打架”，是源于提出理论的人的经历彼此不同，产生理论的社会环境相差悬殊，先于理论而行的实践因人而异。
当代管理学“大师中的大师”德鲁克在《新现实》（The New Realities）中一如既往地强调“实践先行”，认为理论的作用是将已经被证明的实践构建为体系，是将零星的事实和特例，转化为规则和系统。可见理论是在实践的变中寻求不变的原则，在短暂中寻找永恒。从欧几里德几何到非欧几何，从牛顿力学到相对论，从屈原的天问到现代天文物理学，无不显示出理论的巨大力量。然而，无论何种理论，都在实践中感悟提高的。于是乎，形形色色的感悟甚至顿悟，成就了风景秀丽的管理理论丛林。丛林有没有尽头？何处是尽头？依然是无法回答的猜想。所以，歌德的“理论总是灰色的，而生命之树常青”名言一语中的。
三、揭示企业管理的谜底离不开经济学的理性思维！
既然管理理论丛林造成了过多的理论之间存在不协调和相互矛盾，而管理的实践又时不我待。面对经济全球化、信息化的快速发展和新技术革命的浪潮，在复杂、变革、不确定的环境下，企业管理的范畴远远超出了早期几大职能、几条原则的禁锢，比如知识管理、社会资本、科层制、委托代理、相关利益者、战略联盟、核心竞争力、企业集群、中小企业融资、学习型组织、企业家精神、企业文化、企业执行力、社会责任、顾客营销模式、网络营销、数据挖掘技术分析、创业管理、研究与开发、风险管理、科技园区、风险投资、传统产业高科技改造、高新技术产业化、虚拟组织、电子商务、供应链和投融资方式等等。企业管理的“百科”无处不是“迷宫”。
如果只是随波逐流，被动地充当实践的“镜子”，无论管理者，还是学者，都永远无法走出管理理论的丛林，迷失在无边无际的丛林……
怎么办？
走出迷宫，揭示企业管理的谜底离不开经济学的理性思维！
企业是由人组成的，也是人来管理的，企业在社会上也是法人，本质上就是“经济人”。我们不否认其他学科对企业以及人性作出的诸如“社会人”、“伦理人”等等假设。但是对于企业管理而言，“经济人”不是假设，而是“公理”。众所周知，经济学一切理论大厦的根基就在于这条“经济人”公理。同样，没有这条“经济人”公理，企业管理的“百科”体系包括古典企业的成本、生产和营销理论和现代企业的委托代理、激励和信息博弈等理论，都无从解释。“经济人”公理对企业管理的意义在于：不能用证伪，而要用归纳法，要用统计学的的概率分布和普查，至少也是抽样调查法。
诚然，在日常生活中，中国确实存在雷锋、孔繁森式的人物，外国也有普渡众生的耶苏式的捐躯者。如果从方法论上看，用“证伪”的观点：只要芸芸众生中，找到一个舍生取义的人，那么确实“经济人”公理就能够被推翻。所幸的是，企业是人而非机器来管理的，是人就有七情六欲，企业管理就永远不能进化成为一门完全可以用数学、公式推演的“自然科学”。此外，即使是自然科学，原有的公理也必须“与时俱进”！大家看看从牛顿经典力学到爱因斯坦的量子力学。企业管理决不能因为有几个人“舍生取义”或“大公无私”，就否定大部分人“见钱眼开”，就否认“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”！！！现代公司制度的形成和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，就是无数“经济人”讨价还价和妥协的结果！这也是斯密思想的本质。简言之，“经济人”不是假设，而是“公理”，是符合无数经济现象和企业管理实践的“大数定律”！
自私自利的“经济人”入手，从“最坏处”防范，人类社会才能真正进化。因为把最大的风险因素都想到了，只要采取行动，就是帕累托改善，就是社会进步。历代中国农民起义历史的悲哀就在于“均贫富”的理想太动听了，到头来还是“皇帝轮流当”！大到国家治理，小到企业管理，在公开、公平和公正的“游戏规则”及其确实执行下，一个“自私自利者”甚至性恶者或“坏人”行为的结果是社会（或企业）进步和人民（或员工）安居乐业；相反，在不公开、不公平和不公正的“游戏规则”及其确实执行下，一个“大公无私者”甚至性善者或“好人”行为的结果往往是社会（或企业）倒退和人民的无家可归（或员工的无所事事）。所以，在特定的“游戏规则”的社会（或企业）环境下，“好人办坏事”和“坏人办好事”也就成为某个社会经济运行（或企业经营）的“常态”了。
当今社会有一个有趣的现象，国内外众多企业和政府部门养着堪称为精英的首席经济学家，而很少听说过首席管理学家。“坐堂看病的不是医生，竟然是秀才”！企业管理为什么离不开经济学？管理学与经济学之间到底有何联系？
管理学不是经济学，诚然如此。只要看看美国权威的初级版《经济学》教科书（萨缪尔森）和《管理学》教科书（哈罗德.孔茨、海因茨.韦里克），两者的天然鸿沟不待自言。
比如，二者有很多鲜明的区别：经济学往往是一种“庖丁解牛”或“只管树木、树叶，不管森林”的研究思路，管理学是一种“通盘谋划”或“事无巨细的诸葛亮式”的研究思路；经济学是“经济人”的思维，管理学是“社会人”的思维；经济学的明的或暗的假设条件非常多，思考和研究一个具体问题是要把很多影响因素通通“静止化”，仅仅考虑一个或几个条件的变化对所研究的主题的影响后果，这就是”模型化“的过程，对宏观问题如此，对微观问题更甚；管理学的经典教材都说，管理基本原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，无论政府、企业、学校、教堂、军队和监狱都行，它考虑一个具体的管理问题时，是把所有相关因素（只要当事人智力所及处）都想到的，假设条件一般很少，然后常常把这些因素按照其重要性赋予权重，研究各个因素及其整体组合对主题的影响后果，再在此基础上按照轻重缓急寻求解决之道。波特的竞争战略在美国管理学界是经典，其对于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因素几乎全部都涉及到了，但是对于经济学界就是大杂货，就是“中药铺”；弗里德曼的货币数量说和价格理论是经济学的经典，但对于管理学界和企业家如何进行产品具体定价、进行具体项目的投资决策就几乎不着边际了。
不过，管理学与经济学之间的联系却是天然密切的：从学术发展的角度来看，经济学的“上台阶”就必需放松假设条件，就必需将原来管理学研究的问题精确化、模型化（这不是管理学意义上的线性规划）；管理学要从经验化、模糊化上升为拥有自身的整体理论系统的科学，就必需借助经济学的工具构造数学化的理论模型，为具体问题的解决提供令人信服的理论指导，而不能再一味地扮演“万金油”的角色了。因此，道路是曲折的，前途是光明的！未来二者结合的道路是风光无限的！
二、管理理论“身陷丛林”源于实践不同，经历各异！
1961年，学者孔茨在《管理理论丛林》中，提出了管理过程学派、经验学派、人类行为学派、社会系统学派、决策理论学派和数量学派等六大学派。1980年，他发表了《再论管理理论的丛林》，又补充了五种学派。2005年，韦里克在《管理学：全球视角》第11版中，将管理学派分为13大类。可见，时至今日，管理理论不仅没有走出丛林状态，甚至有愈加严重的趋势，企业流程再造、学习型组织、全面质量管理、核心竞争能力和虚拟组织管理等理论仍在不断推陈出新，管理理论丛林仍将四处蔓延……
为什么经济学的发展始终有一个“主流”，众多溪流都汇入“长江”，而管理学却“身陷丛林”，以致于无数管理者手足无措？管理理论的丛林流派纷呈，难免出现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的现象。一些管理者迷失了方向，今天甲理论时髦就推崇甲理论，明天乙理论被热炒就改用乙理论，成为管理理论的“追星族”。长此以往，企业管理将无所适从，业务经营将“杂草丛生”。为此，管理者需要睁开慧眼，适当“扬弃”，因为普天之下，从来都没有绝对真理；因为各种管理理论众说纷纭甚至“打架”，是源于提出理论的人的经历彼此不同，产生理论的社会环境相差悬殊，先于理论而行的实践因人而异。
当代管理学“大师中的大师”德鲁克在《新现实》（The New Realities）中一如既往地强调“实践先行”，认为理论的作用是将已经被证明的实践构建为体系，是将零星的事实和特例，转化为规则和系统。可见理论是在实践的变中寻求不变的原则，在短暂中寻找永恒。从欧几里德几何到非欧几何，从牛顿力学到相对论，从屈原的天问到现代天文物理学，无不显示出理论的巨大力量。然而，无论何种理论，都在实践中感悟提高的。于是乎，形形色色的感悟甚至顿悟，成就了风景秀丽的管理理论丛林。丛林有没有尽头？何处是尽头？依然是无法回答的猜想。所以，歌德的“理论总是灰色的，而生命之树常青”名言一语中的。
三、揭示企业管理的谜底离不开经济学的理性思维！
既然管理理论丛林造成了过多的理论之间存在不协调和相互矛盾，而管理的实践又时不我待。面对经济全球化、信息化的快速发展和新技术革命的浪潮，在复杂、变革、不确定的环境下，企业管理的范畴远远超出了早期几大职能、几条原则的禁锢，比如知识管理、社会资本、科层制、委托代理、相关利益者、战略联盟、核心竞争力、企业集群、中小企业融资、学习型组织、企业家精神、企业文化、企业执行力、社会责任、顾客营销模式、网络营销、数据挖掘技术分析、创业管理、研究与开发、风险管理、科技园区、风险投资、传统产业高科技改造、高新技术产业化、虚拟组织、电子商务、供应链和投融资方式等等。企业管理的“百科”无处不是“迷宫”。
如果只是随波逐流，被动地充当实践的“镜子”，无论管理者，还是学者，都永远无法走出管理理论的丛林，迷失在无边无际的丛林……
怎么办？
走出迷宫，揭示企业管理的谜底离不开经济学的理性思维！
企业是由人组成的，也是人来管理的，企业在社会上也是法人，本质上就是“经济人”。我们不否认其他学科对企业以及人性作出的诸如“社会人”、“伦理人”等等假设。但是对于企业管理而言，“经济人”不是假设，而是“公理”。众所周知，经济学一切理论大厦的根基就在于这条“经济人”公理。同样，没有这条“经济人”公理，企业管理的“百科”体系包括古典企业的成本、生产和营销理论和现代企业的委托代理、激励和信息博弈等理论，都无从解释。“经济人”公理对企业管理的意义在于：不能用证伪，而要用归纳法，要用统计学的的概率分布和普查，至少也是抽样调查法。
诚然，在日常生活中，中国确实存在雷锋、孔繁森式的人物，外国也有普渡众生的耶苏式的捐躯者。如果从方法论上看，用“证伪”的观点：只要芸芸众生中，找到一个舍生取义的人，那么确实“经济人”公理就能够被推翻。所幸的是，企业是人而非机器来管理的，是人就有七情六欲，企业管理就永远不能进化成为一门完全可以用数学、公式推演的“自然科学”。此外，即使是自然科学，原有的公理也必须“与时俱进”！大家看看从牛顿经典力学到爱因斯坦的量子力学。企业管理决不能因为有几个人“舍生取义”或“大公无私”，就否定大部分人“见钱眼开”，就否认“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”！！！现代公司制度的形成和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，就是无数“经济人”讨价还价和妥协的结果！这也是斯密思想的本质。简言之，“经济人”不是假设，而是“公理”，是符合无数经济现象和企业管理实践的“大数定律”！
自私自利的“经济人”入手，从“最坏处”防范，人类社会才能真正进化。因为把最大的风险因素都想到了，只要采取行动，就是帕累托改善，就是社会进步。历代中国农民起义历史的悲哀就在于“均贫富”的理想太动听了，到头来还是“皇帝轮流当”！大到国家治理，小到企业管理，在公开、公平和公正的“游戏规则”及其确实执行下，一个“自私自利者”甚至性恶者或“坏人”行为的结果是社会（或企业）进步和人民（或员工）安居乐业；相反，在不公开、不公平和不公正的“游戏规则”及其确实执行下，一个“大公无私者”甚至性善者或“好人”行为的结果往往是社会（或企业）倒退和人民的无家可归（或员工的无所事事）。所以，在特定的“游戏规则”的社会（或企业）环境下，“好人办坏事”和“坏人办好事”也就成为某个社会经济运行（或企业经营）的“常态”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