让富士康关门也没什么大不了

5月26日晚11点，富士康深圳厂区又发生一起员工跳楼事件，这已经是半年内发生在富士康的第12跳！员工跳楼无疑是悲剧，但更大的悲剧则是：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个悲剧，但富士康却无法制止悲剧的一再发生！
富士康大股东郭台铭26日到达深圳，了解一连串员工堕楼事件。虽然郭台铭不断鞠躬道歉，却不改骨子里的傲慢：他是在5月26日即第11跳之后才到达深圳亲自处理，此前他一直端坐在台湾。他在深圳表示，“跳楼事件与员工天生的个性和情绪管理有关，工厂管理并无问题。”他还表示，部分自杀个案涉及男女感情问题，他也没有办法阻止事件发生。最荒唐的是，富士康曾要求员工签署荒唐的自杀免责声明，最后在舆论压力之下他才表示要收回。
在一个强调民生和以人为本的国家，富士康的问题已不再是一家企业的个案，而成了一个严重的公共事件。在任何一个文明国家，任何一家有头有脸的企业如果连续出现这类事件，都会受到严重的警告和对待。但是，迄今为止，富士康在中国大陆还没有受到这种待遇。国内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只是督促、协助富士康进行调查，有地方政府官员甚至将跳楼事件归咎于80后、90后年轻人的情绪容易波动。这种说法无疑是不合适的。
在众说纷纭之后，其实应该深挖郭台铭及其企业的“基因”和企业文化根源。郭台铭旗下的鸿海集团和富士康，已经习惯了做代工业的“王者”。这个在中国大陆就有80万员工的企业老板，将低成本代工业发展到了极致。他的核心法宝就是以“半军事化的管理”，以效率和低成本来获得市场。郭台铭对鸿海（他的旗舰公司）和富士康的成功作出如下总结：四流人才、三流管理、二流技术、一流客户。显然，人，在富士康是被排在最后的。在一本总结郭台铭这位台湾首富成功之道的书中，郭台铭曾透露“Cost down（即降低成本）也是一种服务”的策略，企业能够以亏本价接单，却以盈利来输出产品，那种严控成本以至在微利之间险中求胜，成为富士康的成功方程式。但从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，富士康的边际利润一再下跌，从2000年开始，中国内地的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，结果让富士康要进一步压低成本。这种不断压低成本的做法，已经成为郭台铭旗下企业的基因，成为一种企业本能。
不假，富士康的厂区内有游泳池，有宿舍，有医院，有托儿所，但几十万人被圈在一个狭小的区域里工作，缺乏交流、缺乏娱乐，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意味着绝望。有在富士康有过工作经历的人说，“一进那个工厂，气氛就很凝重，除了机器设备、宿舍，什么医院，托儿所都在里面，完全就是在暗示你，你这辈子呆这里就这样了。”这种生产与管理格局的形成，与富士康和鸿海的企业文化不无关系。
富士康在中国并非个案，许多类似事件，与中国当前的发展方式有关。谁需要富士康？中国政府需要它，因为它能解决就业，仅在深圳工厂就雇佣了48万人；深圳市政府需要它，因为它能带来税收，其产品出口量占深圳外贸出口的22%，每年为深圳创造超过百亿元的税收。长期以来，我们都做低端代工，只重视工人作为廉价生产要素的“物性”，忽视了工人的“人性”，这成为相当长时间内的时代特点。过去，中国没有选择，但现在，一味追求低成本的情况应该到头了。在跳楼事件之后，低成本代工的模式恐怕不得不进行调整。
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呢？这样几种情况是可能发生的：第一，富士康还会有第13跳、第14跳，这虽然是个残忍的预测，但完全有可能发生。如果情况恶化，富士康的生产和运营将不得不部分停止，其代工帝国将受到重创。第二，在政治压力之下，更多、更高层的中国政府部门将过问此事，或者实施调查，这将给富士康带来压力。越来越多的人会认识到，富士康事件与山西煤矿安全事件在本质上并无二致。第三，受此事件影响，中国加工制造业的调整可能会加速进行，外资将普遍担心，中国的制造成本会上升，这可能推动一部分加工业转移出中国。第四，中国社会和国际社会的指责将波及富士康“一流的客户”，类似“带血的iPhone”的指责可能出现，这有可能迫使这些一流公司离开富士康。据称，富士康的大客户苹果、戴尔、惠普等已表示要进行调查。
最终分析结论（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）：
跳楼事件是富士康面临的一次危机，但也是一个能反映时代特点的悲剧。企业必须首先为此负责，社会也应该对此反思。在一个强调以人为本的时代，人的生命应该是被放在第一位的。如果富士康不能解决这一点，那么即使关闭这个庞大的工厂，也没什么了不起！